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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以高流动率激发社会活力

文章导读: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日前发布有关中国城镇化调查的大型数据,从中可以看到我国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些挑战。大部分人都关注到了报告中提到的户籍城镇化率严重偏低,关注到征地、拆迁波及16%的家庭。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日前发布有关中国城镇化调查的大型数据,从中可以看到我国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些挑战。大部分人都关注到了报告中提到的户籍城镇化率严重偏低,关注到征地、拆迁波及16%的家庭。但另外一个数据,也就是社会流动性的数据,也值得高度关注。数据显示,我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强流动特征,不仅表现为农民工的流动,城镇社会内部的流动率同样很高。前者达到21%,后者则达到23.7%。

  这个流动率高不高?可以看看相关的国际比较。以美国为例,资料显示,美国人口流动高峰期在1951年,流动率达到21.2%;到2010年,美国人口流动率降为11.6%。从这个数据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均超过21%的流动率,确为高流动状态。

  应当说,我国社会的人口高流动率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社会内在活力还相当大,区域间、城乡间工作收入与机会差距还比较明显,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动中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二是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各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致使社会呈现高流动状态。

  这次调查显示出,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超过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值得关注。从我国现行体制机制看,城乡收益差距远大于区域差距,理论上农村户籍人口流动性要大于非农户籍人口。我国农业户籍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规模往往以亿计。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规模为1.64亿。而城镇内部的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从公开报道的材料没有看出清华大学对这一差异的解释。逻辑上推理,出现非农户籍人口流动率超过农业户籍人口流动率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以下三个:一是非农户籍人口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基本全覆盖,并且保障水平较高,这使得非农户籍人口在流动时的后顾之忧更少;二是非农户籍人口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使得他们在城市内流动中比农民工更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三是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也远比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更发达,非农户籍人口享受的就业服务比农村户籍人口要多。

  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使得非农户籍人口呈现出更高的流动率。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要有足够的活力,就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防止社会定型和社会固化。从我国转型的特定背景,无论是非农户籍人口还是农业户籍人口,在流动性上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空间。而这取决于相关的制度改革是否能否到位。例如,加快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降低社会流动的制度成本;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面,实现劳动力社会保障在各地的无障碍流转;城镇内部也要尽快统一各类社会保障的基础部分,等等。通过这些改革,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和活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发展动力。(匡贤明)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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